长期以来，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被视为刑辩律师的“三座大山”，令不少律师在面对刑事辩护业务时望而却步。近日，最高检下发《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对检察机关依法保障律师权利作出明确规定。

　　法治社会，律师扮演着公民权利代言人的角色。尤其在刑事案件中，律师执业权利的保障水平，直接关系到嫌疑人的权利实现。试想，当一个人受到国家追诉，其赖以对抗强大国家机器的唯一合法力量便是辩护律师。倘若律师执业权利受到不当限制，必然造成刑事诉讼控辩平等结构的失衡，嫌疑人将陷入极其危险的境地，刑讯逼供和冤假错案几率也将上升。

　　由于传统刑事司法持“有罪推定”思维，不仅将嫌疑人视为“罪犯”，同时将替嫌疑人辩护的律师也视作“坏人”，忽略了对律师执业权利的保护，我国刑辩律师的执业环境一直令人堪忧，也无法发挥律师对于刑事司法程序的法治功能。一定程度上，我国冤假错案频发与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程度不够有关。因此，从制度层面保障律师执业权利，针对司法实践中的难题破解“三难”，是完善司法制度、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必然要求。

　　近年来，随着三大诉讼法和律师法的修改实施，律师执业权利在立法上得到进一步保障。只是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律师会见难、阅卷难和取证难，依然困扰于具体的办案机关和人员。针对此，最高检新规特别明确，“人民检察院办理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除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外，其他案件依法不需要经许可会见”，“人民检察院在会见时不得派员在场”。这意味着横亘在律师会见嫌疑人面前的那道前置性审批路障，挪开了一大半。同时，新规提出建立健全检察机关对侵犯律师执业权利的救济机制，建立完善检察人员违法违纪行为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在保障律师权利方面进步明显。

　　当然，最高检的新规只限于由检察机关侦查的案件，大量一般性刑事案件中的律师权利，还需要整体性的制度设计，让立法授予的律师权利能够落实到具体的办案程序当中。更值得关注的是：律师权利被执法机关侵犯，该如何寻求救济?能够向法院提起诉讼吗?法谚有云：有权利必有救济，倘若律师执业权利不能进入诉讼程序，那么这种权利便失去了最有力的保护屏障。而事实上，我国律师执业权利仍面临着缺乏司法救济的困境，辩护律师在为犯罪嫌疑人维权的同时，首先面临着为自己维权的窘境。

　　因此，要想从根本上解决“三难”，充分发挥律师对于司法乃至法治的积极功能，就需要考虑如何完善律师执业权利的救济机制。在建立健全检察机关对侵犯律师执业权利的救济机制基础上，还需从国家立法层面突破律师权利的司法救济瓶颈，让律师执业权利能够获得公正的司法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