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北流籍犯罪嫌疑人钟某富以及广东籍犯罪嫌疑人董某庆、何某明3人因涉嫌盗窃尸体罪，近日被北流市公安局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董某庆、何某明原为民政干部，买尸火化是为了完成“任务”。(11月2日《京华时报》)

　　如此内情不免让人大跌眼镜。移风易俗实行火葬是大势所趋，政策的本意可谓良善。然火化多少，如何火化也需要应有的评价机制，否则就会出现权力乱作为。工作绩效的考核不能简单化为任务而应“据实而为”，至于相关人员是否履职，掌握实际情况并不困难。将任务简化为火化数并据此考核，如此简单而粗暴的做法，想不产生购尸抵数的潜规则都很难。

　　科学而合理的社会治理，离不开科学合理的导向机制和考核体系。上级如何考核下级，工作如何推进落实，不能仅停留在量化的指标上，更应注重对质量的把控。如果在下达任务时，只是凭想当然地搞平均化和指标化，层层分解加码形成“数字游戏”，下级为完成任务而只能弄虚作假。现实中这种现象泛滥：譬如GDP指标的自上到下层层分解，数字注水已成攀比态势;升学率的比拼之下，一些学校就搞智力测试或劝差生退学;城区环境卫生作业规范和质量标准，异化成每座垃圾中转站苍蝇必须少于3只;甚至连精神病人都无以避免——2013年，湖南新化县卫生部门在建立居民健康档案过程中，向各乡镇卫生院下达精神病、糖尿病和高血压病人的任务数，各乡镇卫生院又将任务数分派到各村。

　　官员政绩考核指标化的消极后果，自实施以来就显露无疑，其中以“大跃进”时期最为典型。自上而下的任务分解忽视了客观实际和工作难度，层层加码的制度下，下级为了完成上级任务，就只能剑走偏锋，无所不用其极。比如为了完成财税任务采取借款的方式，或者搞财政收入造假，为了完成火化任务就购买尸体充数，治理和管理者反倒成了最大的幕后推手。如此强烈的反差，无不说明了指标化考核的荒唐性。

　　时下已难以为继的“先污染后治理”发展方式，同样是考核指标化所带来的恶果。在“GDP崇拜症”之下，为了让数据看起来更加诱人，污染企业成了衣食父母，拆了又建成了短效手法，而再造新城的大手笔，也是投资拉动和举债发展模式的极致化。相反，扶贫开发、教育投入和民生保障等发展领域却退居其次，科学化和可持续发展难以实现，以人为本也未有效彰显。有鉴于此，淡化单纯的数字化考核，实行更为综合和科学的考核办法，将量化向量质同比并更注重质量的考核，应是遏制和杜绝“收购尸体抵火化”的根本出路，也是避免制度之恶的有效路径。　□唐伟(四川营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