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首先需要在公权力组织上实现法定。砍掉不必要的协调机构还只是改革的第一步，如何真正实现组织法治化才更为关键。

　　我国地方到底有多少个领导小组和议事协调机构?这可能会考验现代人的统计能力。不过最近有消息披露，自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来，全国一次性减少此类机构13万余个。我国“协调机构”过多、过滥的程度可见一斑。

　　其实无需精确的数据印证，一些地方党政机构的繁杂程度，光从频繁下发的各类“红头文件”上就能看得出来。诸如领导小组、协调小组、委员会、指挥部、办公室等，有的机构光名称就超过60个字，令人很难搞清楚那些五花八门的机构具体是干什么的。“协调机构”过多背后，折射出公共治理权能的紊乱和不明晰。例如，陕西某市曾成立“推广足疗保健工作领导小组”，还有像馒头办、西瓜办、“禁止午间饮酒办公室”等“奇葩”，都隐含着权力的错位。

　　作为特殊时期的产物，这些或常设或临时的协调机构，也许在单项工作上起到了加强领导和组织协调的作用。但这是一种典型的计划时代思维，很难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对法治化治理的需要。相反，过于依赖组织协调，甚至将此类机构视为中国式治理的“万能钥匙”，最终只会干扰组织法定的法治原则，降低行政办事效率。真正考察这些机构的办事效果，往往成立之后就没有多少“下文”，有的成为休眠的“空壳机构”，有的也只是象征性地开会与发文。

　　一些地方之所以热衷于成立协调机构，根子还在缺乏权力法定的观念，走的依旧是“领导挂帅”的老路。说到底，这是一种畸形的办事理念，公共治理不是建立在公共服务的需求之上，行政运作更不是建立在法定职责的轨道之内，而是凡事只有引起领导重视了才好推进。其带来的结果便是，领导若不重视，缺乏更高层级的协调，一些法定的职能工作就推行不下去。于是，“一把手”不得不身兼数职，“三头六臂”忙开会，疲于应付之际哪还有时间和精力去抓落实呢。

　　改变这种仰仗领导的协调式思维，必须从法律上严格确立组织法定的原则，对各地擅自设定机构的行为进行规范和控制。名目繁多的机构背后，暴露出国家对地方编制权力的限制不足，有的地方只需发个通知就可成立一个机构。虽然有的并不是正式编制，但这些机构的设置往往能增加财政经费，因而给地方带来了趋利性动机。对此，应当在党政两个层面上，对设立机构的权限、程序及责任进行更为严格而清晰的规范，以加大对机构肿胀的遏制。

　　不可否认，在我国的法治建设环节，组织法治化向来都是一个弱项。而打造法治政府，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首先需要在公权力组织上实现法定，从组织法上对各类机构的设置、编制、职权、责任等进行正本清源。从这个角度看，砍掉不必要的协调机构还只是改革的第一步，如何真正实现组织法治化才更为关键。评论员傅达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