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修身、全民治安、全民创文……当前，涵盖精神文明、公共安全、医疗卫生等领域的“全民”行动正在改写中山社会治理格局。中山通过搭建社会治理平台、开拓民众参与渠道，调动群众力量，建立起党政主导、社会动员、群众参与的“树状”治理网络。

　　党的十八大提出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充分发挥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又进一步指出，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干部究竟怎么做，才能真正把中央精神落到实处?这方面，中山市主要领导的经验给人启迪。

　　近日，中山市委书记薛晓峰在接受省市媒体采访时，以其亲历的几个小故事阐述了中山主打“全民牌”的缘起。我们发现，中山“全民牌”的灵感相当一部分来源于网络问政——与民间“大V”面谈基层问题、与网友“公交迷”一起体验公交出行。利用网络问政进行社会管理，是适应时代趋势的一种创新，它可以最直接、最有效、最广泛地联系群众，达到沟通民意、了解民情、解决问题的目的。一位领导即便素质再高，也不可能事无巨细都了解得清清楚楚，如果仅仅依靠自己的阅历做决策，就可能会出现失误，网络问政则弥补了这一缺陷。

　　当前，社会上有两种情绪值得重视，一是不信任的情绪，二是不满的情绪。而网络问政，不但有利于领导民主科学决策，也有利于沟通政府和百姓的关系，缓和和化解社会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发挥减压阀的作用。尤其是网络舆论，成为当今社会最灵敏的民意温度计，它拓展了社会治理中民意表达的边际，增强了现行体制的弹性，达成了民意与决策的良性互动。

　　除了网络问政，中山“全民牌”还在于成功激起了公众的共同利益感。英国哲学家休谟说，只有公众在某个问题上形成“共同的利益感觉”，针对这个问题的道德才会被普遍自觉地信仰。无论是构建“全民防医闹”体系还是实施三年绿化大提升行动，抑或是“创文”，中山都让公众形成共同的利益感觉，达成了共同认识，并在行动上趋于一致。

　　以绿化为例，它具有“外部性”，可以“搭便车”。如果张三辛辛苦苦种树让城市绿化率提升，从不种树的李四却可以享受张三的劳动成果，张三可能就懒得继续种树了。于是中山提出了“树木也是树人”理念，赋予“树木”绿化行动以人文色彩，通过“树木”促进“树人”，从而激起了全民参与“树木”的积极性，形成了人人争相“树木”的良好局面。让公众对公共事务形成共同利益感，这就是中山“全民牌”得以打成的奥妙。(江城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