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六斤引起的“争夺”战反映的是儿童福利保护的困境：不是严格意义的孤儿，但过着事实上的孤儿生活，一旦社会力量想介入救助，又受阻于其非孤儿身份。正是保护儿童福利的法律被架空，带来一个要命的悖论，法律在弃儿时期几近失灵，在宠儿时期又突然“显灵”;消极甚至放弃儿童的行为不被惩罚，积极保护儿童的行为又受困于监护人制度。

　　12岁的杨六斤，6岁时父亲去世，母亲改嫁，4年前爷爷奶奶相继去世。他独自生活，住在空房子里，每个星期从堂哥那里领10元生活费兼零花钱。这是不久前，广西卫视在隆林县德峨镇发现的杨六斤的励志故事。

　　为邻居放牛，用树枝自制筷子，吃野菜下饭……12岁儿童这般独自荒野生存，称之为“励志”，不仅失准而且失德，当地媒体笔下的“励志故事”，在正常人看来却是明明白白的苦难。涌向杨六斤的爱心捐款已达500多万元之巨，就是明证———他人的苦难与激起的怜悯成正比，在苦难面前，公众最习惯也最顺手的方式是，用钱表达同情。怜之者甚，助之者多。

　　因苦难成名也是成名，成了“公众人物”的杨六斤从弃儿变成了“宠儿”。先是义工将杨六斤接到深圳参加康桥书院夏令营活动。6月19日，德峨镇镇长、学校校长及杨六斤堂哥杨取林一起赶赴深圳将杨六斤接回。才过上半个月好日子的杨六斤当然不舍哭泣，照片经媒体传播，再次令公众惊痛，对当地政府不管弃儿抢宠儿的批评声四起。

　　杨六斤引起的“争夺”战反映的是儿童福利保护的困境：不是严格意义的孤儿，但过着事实上的孤儿生活，一旦社会力量想介入救助，又受阻于其非孤儿身份。正是保护儿童福利的法律被架空，带来一个要命的悖论，法律在弃儿时期几近失灵，在宠儿时期又突然“显灵”;消极甚至放弃儿童的行为不被惩罚，积极保护儿童的行为又受困于监护人制度。

　　法律困境之外还有道德困境：杨六斤的母亲是法律上的监护人，这位母亲事实上抛弃了儿子(当然这是农村母亲自身难保的无奈选择)，现在却是500万善款理论上的使用权人。似乎是，含辛茹苦抚养孩子的继续独力支撑，抛弃孩子的最终却收获意外帮助。

　　中国已对绝对意义上的孤儿建立基本生活保障津贴。问题是像杨六斤这样形同孤儿的非孤儿大量存在，包括重残家庭子女、服刑人员子女、艾滋吸毒人员子女和农村大量存在的“爹死娘嫁后由爷爷奶奶抚养的子女”，都可归于此类。甚至包括部分留守儿童，也时时生活在崩溃边缘。比如贵州毕节五个孩子闷死在垃圾箱的惨剧，生前基本上过的是无人看管吃不饱饭的日子。

　　双亲尽失远远不是儿童苦难的全部。准孤儿、受虐儿童，就像〈未成年人保护法〉所划定的，一切“生活无着”的儿童都应该及时受到国家与社会救助，这也是近年〈儿童福利法〉呼之欲出的最大理由。

　　相比而言，杨六斤算幸运的。但一个个拯救“杨六斤”的故事并不能让人释怀，甚至，这样的故事越多，越让人后怕惶恐———还有多少“杨六斤”散落在公众视野之外，在国家与社会救助体制之外的无人地带，命如草芥地活着?

　　杨六斤所经受的，到底是保护还是掠夺，是忽略还是重视，观者不辩自明。抢，还是不抢，杨六斤本人的苦难都在那里，不可抹煞;抢，还是不抢，杨六斤们都在那里。(评论员 徐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