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每个周五，河北师范大学博物馆馆长杨德明先生都会给我发来短信，邀我去听该校“读碑会”组织的讲座。说实话，我对这些活动的兴趣是蛮高的，只是由于时间的缘故，我有很多时候无法前往听讲，留下了不少的遗憾。从杨德明先生的盛情相邀之中，我感觉到了大学机构对社会参与的渴望或者说是冲动，这其实是一件好事。

　　前两天，我读到一则报道，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司长段勇告诉记者一个数据，在省级文物部门注册的大学博物馆有160多家，而实际数量则在200家以上，“规模不小，数量不少，很有潜力”。但是，这些大学博物馆多是“养在深闺人未识”，来自校内外的参观人数远远低于公共博物馆，而这又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憾事。无论其中有多么复杂的原因，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大学机构与社会的对接还存在着不小的障碍，那些本来极具价值的大学博物馆就被挡在了社会公众的视野之外。

　　回想前些年，北京的一些高校图书馆联合对外开放，引得社会舆论一片赞扬之声，但今天也落得个“无可奈何花落去”的结局。对于这些现象，需要引起大家的认真思考。为什么大学机构与社会的对接会这么困难?我猜测其中的原因，更多的是认识上和管理上的。从认识上讲，作为育人机构的大学倾向于与社会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且现在的大学都搬得与市区越来越远，也不利于强化与市民的联系;管理上呢，大概是大学的负责人刻意要与社会拉开距离，试图维护大学的纯净形象。多重因素叠加在一起，大学机构与社会的疏离便成为了常态。

　　要知道，世界上第一个现代博物馆就诞生于1685年的牛津大学，中国最早的博物馆—清末状元张謇创办于1905年的南通博物苑也建在当时的通州师范学校内。公共博物馆在现今的中国是大放异彩，可作为其鼻祖的大学博物馆却少与人谋面，这算不算是文化建设上的巨大浪费呢?彭秀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