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期以来，尤其是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许多干部纷纷反映干部难当了，硬条条框框的约束刚性化了，权力正在逐步走向制度化，过去一些习以为常的工作方式方法受到了挑战，个别干部很难适应这种变化，变得不会工作了，要么谨小慎微，缩手缩脚，要么是无所作为，不求干事，但求不出事。

　　究其原因，还是思想及行为上存在误区：一是认为“潜规则”的通行有其存在的必要与合理性，法不治众，大家都这样搞，且对工作(本位主义)“有益”，熟悉并习惯了这样一套工作方法，久而久之，思维定势形成，“照章办事”反而被认为是没有开拓精神;“坚持原则”会被认为是固执僵化。局部环境与导向的作用使得相当数量的干部主动或被动的随波逐流，且常常被认为是寻常的“自然”状态，成为一种时尚流行的工作常态，被许多干部所认同或接纳。二是我们的制度不完善、不健全，仍有很多弊端或漏洞，正常途径无法解决的问题往往求助于“它途”或“捷径”，这其中有合理的因素，有被逼的无奈，亦有投机取巧者的钻营与谋利。所谓“绿灯抢行，红灯绕行”就是这种心态的真实写照。特定时期特殊背景情况下这种方式有效可行，但将此作为一种寻常的“自然”状态而加以默许甚至鼓励则后患无穷。三是对群众观点群众路线认识上有偏差，没有将为群众办事的良好愿望与实际效果结合起来，主观上虽然群众利益至上，但在实际执行中没了压力与紧迫感，联系群众的动力就有懈怠，服务群众渐渐变成了指挥群众，没有考虑到改革开放后群众多样化的诉求与主张，没有探索出一条完整的执政情况下密切联系群众的体制机制，反而利用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自觉或不自觉地大肆消费甚至恶意透支这种正向资源，一个时期可以，长此以往，势必增加群众的困惑和不解，再发展下去，乃至产生对立与脱离。

　　凡此种种，日积月累，将平时看似寻常的“自然”状态放任，导致了不寻常问题的出现，这种“自然”是不寻常甚至是超寻常的。古人云：千里之堤，溃于蚁穴。那些看似“寻常”的问题造成了不寻常的后果，正在侵蚀着党的肌体，损害着政府形象，影响着社会风气。一些干部的“不习惯”恰恰说明制度点到了痛处，这本就是一种寻常的应然状态，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本质也就是要回归到这种状态。

　　对干部队伍来讲，从不寻常的“自然”到寻常的应然，不仅仅是一个哲学命题，更是一个制度命题，只有在科学、合理、严格的制度框架内，一切行为皆应成为寻常的应然，而一切不寻常的“自然”才能逐步消失。 杨文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