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春节为界，前15天，后25天，2014年春运大戏将在1月16日正式开启。

　　为期40天左右的大规模高压力全国性交通运输高峰，浓缩了当前中国社会的进步与骄傲，焦虑和痛楚，期待与挣扎，圆满与失落……从1980年现代意义上的“春运”二字第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上，“春运”已成为社会生活中被频频使用的一个关键词。每一年有关“春运”的数据，都在无声地诉说着社会的变迁，发展的节点，以及民生的痛点。

　　1981年，《人民日报》刊发消息：“铁路春运效率高秩序好，两个月运客1.21亿人次”。

　　1988年，还是《人民日报》：“我国每天有70万人站着乘火车”。

　　1989年，《湖北日报》敏锐捕捉到了春运人口构成的一个新变化：截至当年2月底，外地涌向广东的农民总数已达150万人以上，广州火车站广场俨然成了“农民的海洋”。

　　1994年，“民工流”第一次上了《人民日报》。当年铁路春运人次达2.1亿，行李架上、座位底下、厕所里全都挤满人的春运，从这一年开始。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春运”这个词仿佛也搭上了时间的列车，并在进入21世纪后不断提速：春运人数年平均增长5.6%，近几年接近10%，年净增长量达到2亿人次，2011年总流量28.95亿人次，2013年运送旅客总量超过了34亿人次，2014年国家铁路预期发送旅客22.7亿人次……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的大规模人口迁移，背后是制度变迁和经济转型的共同推动。每年的春运都能让我们看到中国的进步与变化，但它也同时是诸多社会矛盾的集中反映，是焦虑感与不公平感的一次集中爆发。从闷罐车、绿皮车到风驰电掣的高速列车，从铁老大唱独角戏到铁水公空全方位发展，从广场上风餐露宿到超大容量候车室以及不断提质的服务，毋庸置疑，春运的“痛苦指数”在逐渐下降，回家的艰辛之路在不断得到改善，但阵痛仍在，痛点仍在，某些疼痛部位还发生了转移。

　　1978年，车站只能按照上级分配的定额售票，很多人买不到票;2014年，人们可以通过窗口、电话、手机、网络等多种形式购票，但很多人还是买不到票。

　　一等座、头等舱、包机、包车，市场的杠杆下，各种选择越来越多。连站票也舍不得买一张，宁愿沿着铁轨步行的渺小身影，也被飞驰的列车远远抛在身后。

　　村庄、树木、河流。车窗外，这些熟悉的事物在不断后退，不断消逝，故乡已很远了，而异乡，更加遥远……

　　以回家的名义考验中国，以回家的名义读懂中国。

　　面对全世界规模最庞大的迁徙，我们的语境也在悄悄发生着变化。从主张“春节能不回家最好不回家”，到“安全出行、方便出行、温馨出行”，每一年，我们持续关注春运，就是关注我们的道路，关注每一个执著行走在这条道路上的人。

　　铁道部新闻发言人说：到2020年春运紧张状况将不复存在。发达完善的铁路网全面建成，加上其他交通方式的同步发展，春运旅客可望像平时一样顺利回家过年。

　　2020年到来之前，这段发言将被不断审阅。(评论员 付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