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学小言

　　香港及台湾的大学，在评鉴教授、晋升职称方面，追随欧美学界，只问合不合格，没有名额的限制。而内地大学的晋升职称，全都采用名额制——由学校人事部(处)下达指标，院系评审为主，外审只是走走形式。

　　到香港教书，才知道什么叫“会多”——中文系的会、文学院的会、大学的会，层出不穷。好在我是双聘教授，半年不在香港，学校一级的各种委员会我不参加。为了表示尊重，文学院及学校按规定不断给我寄送各种资料及文件，且再三提醒：你有知晓权与投票权。面对此“文牍主义”，说实话，我不太适应。可转念一想，作为教授，大事小事你都得参与讨论，这不就是“学术民主”吗?你不能只要“权力”不讲“义务”，也不能只管“大事”不管“小事”(因大小有时很难分辨)。讲座教授是系里各个委员会的当然委员，因此，同一件事，在不同的委员会讨论，我得听好几遍。

　　开始工作不久，系主任找我，说办公室反映，我研究室的垃圾桶里有好多学校发下来的文件，这些文件不能随便丢，要用专门的袋子装起来，由她们送去粉碎。我心里想，这人文学的教授，能有什么机密可言，值得如此大惊小怪?直到发生了一件事情，我才明白这“繁琐规定”蕴含的深意。

　　中文系某先生申请晋升正教授没通过，非常气愤，于是到处告状(甚至告到了立法会)。但没有用，学校一点不妥协，只给他看评审意见，不告诉他评审人。大概是实在憋不住了，某先生先送我一堆材料，再跑来当面责问：是不是你评的，为什么给我那么低的分数。此君教学认真，成果也不少，可惜著述略嫌芜杂，我一看材料就明白他为什么没过。帮着分析了“症结所在”，然后提醒他：学校不允许四处打听评审人。事后想想，这事在北大不会发生。因为我们的“匿名评审”基本失效。不管是院系学术委员会讨论，还是学校领导会议，全都是“没有不透风的墙”。当事人很容易了解到，谁在会上说他的坏话。曾为外校审查博士导师资格，因持否定意见，大大得罪了对方。至于教育部邀请做重大项目或学术奖励的评委，通知还没到，当事人已经找上门来，拜托你“高抬贵手”了。

　　香港中文大学教员晋升职称的评审材料，不请本地学者看，全部外送，偶尔会请大陆或台湾的学者，但主要是欧美或日本学界。而且，整个操作由学校负责，院系只提参考意见。这当然也会有问题，如果专业很偏，可请的外国学者很少，评审意见不一定准确。但大部分情况下，倘若申请人水平够，还是能得到公正评价的。至于系主任因个人好恶，在程序设计上给你使绊子，不是完全没可能，但比起内地的大学，港校的人事关系还是简单得多。这与决定你“生死存亡”的学术评鉴，是送到外地的学术机构及个人来完成，有很大关系。

　　香港及台湾的大学，在评鉴教授、晋升职称方面，追随欧美学界，只问合不合格，没有名额的限制。而内地大学的晋升职称，全都采用名额制——由学校人事部(处)下达指标，院系评审为主，外审只是走走形式。送上来的，偶尔也会被卡;但闯不过院系这一关的，绝对没有希望。这你就能理解，为什么对于中国大学的教员来说，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格外重要。我在《“另一种大学”的启示》(《明报月刊》2013年5月号)中，谈及此名额制的弊端，但承认北大若想改革，必须满足以下三个前提：“第一，确实希望提拔优秀人才，而不是走过场;第二，相信学界的公信力;第三，建立很好的保密制度。”(11)

　　□陈平原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