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果说过,死亡是最伟大的平等。而名为公墓,却只向国家干部等少数群体提供,这其中看得见的不公平福利、从摇篮延续到坟墓的特权,让死亡也罩上不平等的阴霾。
作者:王聃
关于死亡,活得不容易的人们总有着朴素的信仰。譬如雨果就说过,死亡是最伟大的平等。托马斯在他的《殡葬人手记》中也曾经这样诠释,安葬是一件慎重的事情,慎重是为了表明,死者的尊严有别于一块石头、或者一头猩猩。正因为如此,一条明显“死亡待遇”有别的新闻想不被热议也难。近日,有消息传出,广州拟投资6.2亿元打造新的“银河公墓”,该工程被纳入民生工程。该公墓管理处表示,墓穴购买者或骨灰存放者,死者一定要是党员干部。有网友质疑:人活着有层次之分,没想到死了也要按官论葬。
有些时候,我们必须得感谢网友的辣嘴,因为它总不惮于说出那些明白到极点的常识。殡葬立法与改革进程迟缓之下,当“死不起、葬不起”成为社会公众广为诟病的焦点话题,当在广州这样人口众多的大都市中,甚至传出因为公墓墓地紧缺,不得不开始限售墓位的说法,此时再去建设一个专供特定群体的新“银河公墓”,已不仅仅是某种隐性的福利,而是大白于天下的“过度福利”。名为公墓,却只向国家干部等少数群体提供,这是看得见的不公平福利,也指向网友所言的从摇篮延续到坟墓的特权。
有违常理,还有着讽刺的意味。于此前该市民政局的多次表态与声明中,需要耗费巨资的新“银河公墓”,竟然还是以民生项目的面目而出现。在建成前言之凿凿为当地重要民生工程,即将建成之际再转而声称“专供”,我们不知道这番说辞是否为了预算计划的顺利通过,但其中一定还有着隐秘的发生链条,与敢于翻云覆雨的底气。对此足以佐证的事实是,在2011年广州民政部门召开的项目专家论证会上,有当地学者就提出应将此事交由市民公开论证,今年,其再次去信向该市主要领导重申了此看法,但均未得到正式答复。
沉默在展示着某种群体性的红利,一样在催生着围观者的调侃与强烈不满,不满只是因为他们有着底线式的价值判断:即便是身为官员,也无与普通人争身后地的权力,否则就是让他人“死无葬身之地”。我们很难说这就是激愤之言,但类似情绪的确在传递出另一个事实:这早已经不是“按官论葬”的年代,至少,在多数公众眼中,这已是不应“过度福利”的年代。如果说摆谱文化,以及习惯用特定方式来证明权力的时刻在场,是长期的社会沉疴,那么在平等、公共财政理念日渐普及的当下社会,它开始越来越不能被接受。一次专供式的公墓事件,就可能激起不约而同的反感。
于公墓上粘贴权力身份的标签,进而引发舆论和民意的强烈反弹,在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前,前者还并不令人莫名惊诧,后者还是难以想象的。但今天人们于不平等公墓前的愤怒,同样是一个“顺理成章”的过程。一方面,当现实中不公平的情状变得增多,对虚拟平等下葬权的扭曲,会被普通人觉得是深度与不可接受的权利侵犯;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因素,乃权力的“立此存照”行为渐渐失去了存在的实际土壤。当社会治理进入后网络时代,封不住的口与遮不住的眼睛,都在越来越多。无处不在的现实监督之下,再动辄以公墓优先供给来表达体制内的优越性,只能招致口水与愤懑。
人生而平等,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所谓现代法治与行政的价值,正在于去打破种种人为的侵权。缘于此,从本质上来说,广州的新“银河公墓”风波,已不仅是关于福利分配失范的事件,还是公共理念的倒退标本。如果传言如真,它必须被纠偏与追责。在生的特权之后还有死的福利,普通人又该到何处去寻觅安静的沉睡之地?而所有人,都应有无区别沉睡的身后权利,它不能被轻易凌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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