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城》 余华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余华在回忆自己的文学道路时说：“那次偶尔的阅读，导致我一年之后正式开始的写作，和一直持续到1986年春天的对川端的忠贞不渝。”川端康成善于通过人物的细微之处，来凸显其细腻的情感和瞬间的感受，从而使得人物生动而又立体。这对余华的写作有很大的影响，“在川端康成做我导师的五六年，我学会了如何去表现细部，而且是用一种感受的方式去表现……现在不管我小说的节奏有多快，我都不会忘了细部。”初登文坛的他，较多描绘底层人的生活，作品具有一种诗意的情调与氛围，同时又不乏忧伤与哀怨。《星星》《竹女》《看海去》等短篇有着清新朴素而又打动人心的艺术魅力。

　　在卡夫卡的启示下，余华接下来创作了一批颇具先锋意味的经典作品。犹如一个个抽象派画面组成的《现实一种》，讲述了一个同室操戈的故事。《一九八六年》与鲁迅的《药》有着相似的主旨，写法却截然不同。作者一面感慨民众的麻木，一面又痛心民众的健忘，平静的叙述下是强烈的愤怒。它告诉人们，流水般的时间既可以涤荡历史的罪恶，也能够洗去心灵的苦痛。虽然余华这一时期的创作，以客观冷静的意绪性叙事为特点，但川端细腻柔美的气质、灵敏生动的感觉，以及对细部的精雕细琢却始终贯穿着余华后来的创作，成为其艺术风格的标志。

　　这样的标志在余华的长篇新作《文城》中仍是那样的鲜明。如，主人公林祥福有着“垂柳似的谦卑和田地般的沉默寡言”，一个温文尔雅而又笃定沉着的乡绅形象跃然纸上。再如，“林祥福一动不动，感受着小美的手在他的手掌里倾诉般的哆嗦。”如此诗性而又张力十足的语言，将纪小美因愧疚和惶恐而引发的情感“震颤”准确地“传递”出来。

　　与明白如画的语言相得益彰的是引人入胜的故事。这本具有传奇色彩的小说其时代背景是清末民初，故事线索是生活在黄河北边的林祥福携襁褓中的女儿，南下寻找一去不返的妻子。其间穿插了军阀混战，土匪绑票，还有兵荒马乱中的民不聊生与爱恨情仇，以及贩夫走卒的赤胆精诚与人物命运的颠沛无常。而贯穿其中的是作为中国文化核心成分的仁义礼信，如，溪镇人给予天寒地冻中林祥福及其女儿的扶危救困，林祥福为救商会会长顾益民而冒死给土匪送赎金的义无反顾，还有陈永良手刃土匪的快意恩仇，以及田家兄弟对落难少爷林祥福的不离不弃和独耳民团抵御土匪的英勇壮烈。

　　如此等等的叙事是对《史记·游侠列传》的遥远呼应，“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这种徜徉民间、绵绵不断的侠骨义胆和信守不渝，让中国人在动荡纷争的年月里生生不息，一如小说结尾，“青草茂盛生长在田埂与水沟之间，聆听清澈溪水的流淌。鸟儿立在枝上的鸣叫和飞来飞去的鸣叫，是在讲述这里的清闲。”

　　余华曾说每一次写作都让他回到故乡南方。但《文城》中的溪镇不是一个充满江南风物与习俗的南方小镇，字里行间透露更多的是一种心理上的暗示，一个想象中的归宿。他初踏溪镇时的那场惊天地、泣鬼神的狂风，与后来持续18天的大雪，也更具有飞沙走石的塞外风格和银蛇狂舞的漠北特色。如果说前者只是凸显了林祥福父女“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中的不易，那么后者则扎扎实实地推进了叙事的进展：城隍阁祭拜苍天时纪小美因雪冻而死。苦心孤诣的林家少爷错过了近在咫尺的沈家媳妇（纪小美已嫁给沈阿强）。不仅如此，17年后，装有前者尸身的那副棺材也与后者的坟茔在西山脚下擦肩而过。他们犹如两颗微不足道的沙粒，就这样被天灾和人祸导致的命运洪流裹挟、冲散。

　　小说第一部分“文城”呈现林祥福对纪小美踏破铁鞋的寻觅，但这与其说是出于魂牵梦绕的刻骨思念，不如说是他意在找寻一个答案，想要解开一个谜团，从而摆脱梦魇般的困扰。贤良的小美为何婚后不辞而别，并带走几乎相当于他一半家财的金条？为何她归来生下女儿后又再次悄然离去？小说第二部分“文城·补”交代了纪小美欺骗林祥福时身不由己的苦衷和患得患失的心理，以及后来充溢心中的不安和负罪之感，却全然不见她对林祥福的牵肠挂肚。林祥福执意寻找的“文城”虽虚无缥缈，却推动了故事的发展，而他与小美华而不实的“爱情”不仅消解了小说叙事的动机，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情节发展的动力。

　　上世纪80年代的先锋文学作家旗帜鲜明地树立起文学形式的本体意识，构造了具有强烈形而上指向的小说文本，但同时也弱化了文学的认知和批判功能。90年代以后，内心愤怒渐渐平息的余华受福克纳的影响，意识到“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长篇，以朴素而又超然的叙述，呈现了苦难中人性的善良与坚韧。而其新世纪以来的《兄弟》和《第七天》则以荒诞色彩浓郁的实验性手法正面强攻时代与现实，却并没有取得如期的效果。暌违八年后的《文城》回归现实主义的轨道，以余华标志性的语言和修辞讲了一个好看的故事，却也不乏遗憾之处。

　　《文城》是一本可以让人一口气读完的小说，但有时滞重的行文与隐晦的意味，反而能诱人反复进入，再三咀嚼；而亦正亦邪、泥沙俱下的人物，常常让人感到一种淋漓的生气和蓬勃的活力，如格非《人面桃花》中花家舍的土匪，既有不寒而栗的狠，也有肝胆相照的情，彼此之间还有错综复杂的关系和勾心斗角的谋略。“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清末民初，具有广阔的小说叙事空间，如横向可以展示士绅阶层的变迁，纵向不妨呈现人物性格的发展，纵横交织中还能挖掘人性的细微幽暗。《文城》在这些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涉及，但都不够充分和饱满，且缺乏对历史的批判和对现实的启发，更谈不上对未来的开拓。我更愿意将这本小说看作是一部伟大作品的序章。（冯新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