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众多创新和引领者中，慈传媒《中国慈善家》评选出十位“2014年中国社会推动者”，展现榜样的力量。他们分别是王健林(万达集团董事长)、马云(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彭丽媛(第一夫人)、徐永光(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马蔚华(壹基金公益基金会理事长)、何道峰(中国扶贫基金会执行会长)、陶斯亮(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理事长)、杜鹏(深圳市民政局局长)、沈国军(银泰集团董事长)、冯永锋(自然大学创始人)

　　王健林：万达上市捐90%个人财产

　　依靠梦想、信念和执行力，王健林的商业版图横跨房地产和文化娱乐两大产业，并借由一系列海外并购和投资战略向世界展示了他的勃勃雄心。2014年12月中旬，万达商业地产将在港交所上市，上市成功后他将重返中国首富的宝座。

　　财富的巅峰走势，让王健林在捐赠方面同样出手不凡。他向公众承诺捐出90%个人财富，打造一个拥有数千亿元量级的“王健林基金会”，它将直追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成为中国第一个拥有世界级影响力的基金会。“慈善投入大，是钱赚多了之后的必然选择。”

　　秉承一贯的豪气做派，在慈善运作上，资金投入仍被王健林视为核心标志，动辄数亿元的投资手笔是人们熟知的“王健林式”捐赠方式。当万达商业地产上市后，清晰的股权结构更有助于向基金会进行捐赠，因此他今年的战略布局重点仍在商业。当然，他也看重专业人才的重要性，今年上半年，“百万年薪招聘基金会秘书长”的新闻曾引起慈善业内人士热议。而在王健林看来，那不过是按照万达集团管理人员的薪酬标准而定。

　　探索和成长仍然是王健林慈善事业的关键词。早年间王健林秉承的是一边赚钱一边捐赠的理念，捐赠方向主要是扶贫和教育。随着国际视野的不断攀升，他思齐的目标变成了比尔·盖茨，从单纯捐赠钱款变成了创立慈善项目。

　　2013年，王健林出手5亿推出“万达集团大学生创业计划”慈善项目，支持百位大学生创业，意在培养一批优秀的企业家。另一项大手笔是，从明年开始，未来十年万达集团将捐出20亿元，用于支持青少年足球发展。“支持有梦想的青年人，这个意义会更大。”

　　20多年商界的纵横叱咤，王健林视慈善为自我提升、自我完善的修炼过程。以盖茨为参照系，王健林希望自己学习的不仅是成立资产庞大的基金会，还要达到盖茨亲力亲为做慈善的投入状态。不过，这个阶段还没有到来，目前商业仍是他的核心战略地带。在他的设想中，2020年他将从商业帝国退出来，彻底转型，以期待能像盖茨一样，全身心地投入到慈善事业中来。

　　他的宏愿若实现，也会将中国企业家的慈善标杆跃上世界级的新高度。

　　马云：与比尔·盖茨试比高

　　2014年成为马云最为辉煌的一年。这一年阿里巴巴上市,他以1500亿元身家问鼎中国内地首富，几乎同时马云又以145亿元的捐款额刷新了中国慈善纪录，成为新一届的中国首善。

　　首富同是首善，这在内地慈善界的标杆意义非凡。在马云的引领下，中国即将进入富豪的巨捐时代。

　　“有钱的确很棒，但当中国首富可不是。这很痛苦，因为当你是首富时，人人都会为了钱围着你转。花钱比挣钱难多了。”作为新晋中国首富，马云无奈地表示，他现在并不开心。为了从这种痛苦和压迫中脱离出来，马云希望通过基金会将自己的资金回馈社会。

　　这个其貌不扬、被唤作“外星人”、以“风清扬”为偶像的小个子，打拼成了名符其实的财商巨人。自1999年创办阿里巴巴至今，马云的商业帝国逐渐改变了中国人的消费方式，而今天他希望通过慈善事业“让水清澈，让天空湛蓝，让粮食安全”。

　　马云成立了个人公益信托基金，该基金来源于他在阿里巴巴集团拥有的股份，总体规模为阿里集团总股本的2%，市值145亿元，主要关注环境、医疗和教育。

　　有人说，千万别拿自己去跟比尔·盖茨比，一比，就显出了你作为商人的“小”。而头顶中国首富和首善双重光环，从小有着侠义情结的马云却自信扬言要同盖茨一起竞争，看看为了慈善活动谁能更有效的花钱。今年6月，马云安排一些企业家与比尔·盖茨一起讨论慈善与公益事宜。

　　9月23日，即阿里巴巴上市第四天，马云出现在克林顿基金会的“克林顿全球倡议”年会上。当被问到企业如何平衡商业发展和社会责任时，马云表示，商业和慈善可以合二为一，商业模式本身就可以具有社会责任。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电商为例，通过和中小企业合作，帮助缺少社会资源的创业者，本身就是一个企业具有社会责任的表现。

　　与此同时，马云的慈善触角绝不仅局限于国内，同时捐赠参与了多家国际慈善机构：在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TNC)为全球环保出钱出力，在美国生命科学突破奖基金会支持对抗癌症、糖尿病、帕金森和其他疾病研究的科学家。

　　将80%的时间投身做公益，马云向公众做出这样的承诺。马云早就盘算好了，他对公众说：50岁之前赚钱，50岁之后要投入在慈善和公益事业上。

　　而今年，马云正好50岁。

　　彭丽媛：第一夫人的慈善名片

　　自从2013年3月在俄罗斯惊艳亮相国际政治舞台，彭丽媛，这位曾是中国最富盛名、并深受大众喜爱的歌唱家，有了她的新身份—中国这一强势崛起的东方大国的第一夫人。

　　在近两年的外交活动中，彭丽媛以亲切、优雅、大气的中式风潮横扫全球，魅力难挡。与国家领导人出访时多谈论政治、经济、军事等严肃话题不同，第一夫人则多关注文化、艺术、教育等领域，展现外交活动中“柔和”的一面，公益慈善领域往往也是访问行程的重点。

　　早在去年访俄期间，彭丽媛就探访了当地的孤儿学校。随后在坦桑尼亚，她探访了当地妇女组织，访问刚果时看望艾滋患儿，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赠送智障儿童熊猫玩具，在印尼访问公益组织。在2014年访问印度时，当地媒体更是以“心灵的侵袭者”表达对她的赞美与喜爱。

　　某种程度上，对公益慈善领域的关注是“第一夫人”外交方式的国际惯例。如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对退伍军人和家属尤为关注，经常为他们争取福利、教育和工作机会。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的妻子切丽·布莱尔拥有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妇女基金会，并且积极促进发展中国家偏远地区的贸易。

　　但对于彭丽媛而言，在成为中国“第一夫人”之前，作为公众人物的她就对公益慈善事业投入了相当多的精力。因为良好的公众形象和社会责任感，她多次被授予公益宣传大使，如“全国结核病防治宣传形象大使”、“控烟形象大使”等。

　　2006年初，彭丽媛接受卫生部之邀，成为一名预防艾滋病的义务宣传员，随后不但参与拍摄公益短片《永远在一起》，呼吁社会各界关心和帮助艾滋病患儿，并演唱了主题曲《爱你的人》。在艾滋病儿童的眼中，她一直是和蔼亲切的“彭妈妈”。2011年6月，彭丽媛被世界卫生组织聘为“抗击结核病和艾滋病亲善大使”，该组织认为她不但具有热爱公益事业之心，身上还凝聚着一种勤奋上进、锲而不舍的精神。今年夏天，她在繁忙的公务中仍不忘抽身出席了“爱在阳光下—艾滋病致孤儿童夏令营”的开营式。

　　如《纽约时报》评论的那样：“彭丽媛与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大体相似，她们都是乐于助人的现代女性，积极参与公益事业，都受到时尚爱好者的追捧。”

　　徐永光：25年后再扛旗

　　2014年，希望工程成立25周年。

　　如果没有希望工程，中国就会有490多万个孩子不能上学。单凭这一点，它就足以跻身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公益项目之列。

　　由徐永光创立于1989年的希望工程，至今已筹款超100亿元、资助490多万名贫困生、建成18300多所希望小学 。这意味着，它平均每天募集100多万元善款，平均每天资助500多名学生，以及平均每天落成2所希望小学。在汶川地震时，重灾区希望小学所有新建校舍零死亡 。

　　历经25载，希望工程不仅探索了民间公益，让老百姓能参与到公共事务中来，甚至撬动了公共政策，尤其是影响力最大的农村义务教育“两免一补”政策。更值得一提的是，它在重物质时代里弥补了精神世界的需求和缺失，正如2009年徐永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希望工程迄今为止捐款36亿元，算经济账的话，只能够在上海修5公里铁路，但它给社会带来的精神、道德、文化价值，则不可估量。”

　　就个人而言，徐永光看淡这些无人可匹敌的荣光。他一直在“退”，他先后辞去团中央组织部长、中国青基会秘书长、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南都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基金会中心网理事长等职。但在推动中国公益慈善发展上，徐永光却从未停步，包括为慈善回归民间、非营利组织去行政化等奔走呐喊。

　　当中国慈善事业经历“国进民退”而走入“U字形”最底端，徐永光却看到了它的黎明：社会体制改革、富人慈善旺盛期的到来、公益融合商业、互联网与新媒体的兴盛，这四个因素都是中国慈善走出谷底的机会。

　　故而，他又在2014年大力促使由16家机构联合发起、堪称高规格跨界合作的“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论坛”成立，试图将商业的模式和公益的目标融合在一起，用社会创新的手段来解决社会问题，聚合有生力量改变生态环境。

　　论坛定位“类协会”组织，汇集NGO、基金会、企业界、投资界、学术界等各方力量，从政策、人才、资本、支持性服务和社会认知五个方面积极构建行业生态系统，并将全年不间断举办各类社会企业和社会投资相关活动，以期带动更多资源进入社会企业这一领域。

　　推动社会企业的发展，将是不亚于希望工程的深层次改变中国社会的力量。

　　马蔚华：用商业思维推动公益转型

　　2014年2月8日，马蔚华与王石握手交接，正式成为壹基金新一任理事长。而此前，他是“中国最具创新意识的银行家”。时代似乎赋予了马蔚华超于常人的使命：1999年亚洲金融风暴刚过，官至厅级的马蔚华投身商海，执掌招商银行15年;而几乎在刚刚卸任招行行长的同时，他又接受了出任壹基金理事长的邀请。对于一生身份的转变，马蔚华说，壹基金理事长是他最感到自豪的职务。

　　这位驾驭金融游戏数十载，有着丰厚阅历和学术积淀的银行家在退休后，却面临着重重挑战。今年四月，雅安地震一周年，也就是马蔚华刚刚上任两个半月之际，壹基金便遭逢了成立7年来最严重的质疑——捐赠款去哪儿了?

　　“我只是公益初学者，向你们学习。” 5月27日，当65岁的马蔚华以壹基金公益基金会理事长的身份出现在媒体面前时，他以此谦逊的开场白缓和了媒体们的汹汹气势。对于这次质疑，马蔚华主动接受媒体发问，没有过多维护，他坦陈“壹基金正反思内部在信息披露上存在的问题，不断完善信息披露机制，让资金使用更加透明化”。这就是商界高手。

　　马蔚华仍面临着困难，在他看来，在中国做慈善工作，非常艰难，比当初他创建招行还要难很多倍。但是，马蔚华热爱这项挑战。

　　马蔚华在研究过西方公益组织的管理办法后，找到了二者的契合点，决定调整壹基金的发展战略，把惯用的商业思维注入慈善事业，希望将现代企业制度与公益组织结合起来。

　　于是，招行的一系列管理制度被引入壹基金，他将成熟的“客户经理”模式移植到壹基金。按照马蔚华的预想，像商业机构一样，壹基金将建立一个落实到每个人的考核机制，绩效考核和薪酬挂钩，赏勤罚懒。他说，西方很多国家已经这么做了。

　　马蔚华始终是一个前瞻者，就像他当初率先进行银行IT化一样，招招出奇，招招领先。

　　在这一年，马蔚华和壹基金正努力尝试并践行着创新与转型。截至今年10月，壹基金人人公益的小额捐款已达到捐赠总额的60%，累计350万人参与捐赠，参与者已经达到了1.3亿人次。“客户经理”模式已经成功移植到壹基金。

　　壹基金在马蔚华的重塑中正由1.0时代平缓地向2.0时代过渡，尽管这一过程有些挑战，但“公益初学者”马蔚华始终在探索中推动前行。

　　何道峰：从去“官”化推手到现代公益布道者

　　2014年11月，中国扶贫基金会执行会长何道峰在第三届“中国公益论坛”上，回顾了自2008年正式开始的扶贫基金会国际化之路，反思由于国家的观念导致民间组织对外援助四处碰壁等问题。他说中国不仅不应对世界的苦难无动于衷，自身还面临重新构建理想，找回精神文明和真正的物质文明间平衡的命题，这需要私力介入新公共空间的构建，这就是现代公益。

　　今年在长江商学院的一次演讲中，他从现代公益角色功能、发展趋势及遗传密码等阐述了中国公益当下的问题，即它在中国现代文明竞赛的社会转型中应当扮演的作用。

　　何道峰成为现代公益的“布道者”，多年来他在努力推动中国慈善公益的变革与创新。

　　1999年，他以志愿者身份出任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兼法人代表，随即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去行政化”改革。中国扶贫基金会原属官办，基金会的职位和政府级别挂钩，秘书长相当于正厅级干部，还有一套自己的事业编制。而何道峰认为慈善必须告别传统行政体制与权力，在市场法则下公平竞争。于是，他向“中编办”要求全员取消行政事业编制，实行招聘制和干部竞争上岗制，建立新的人事管理制度，机构完全按照企业、市场化的方式来运作。

　　一系列的改革使扶贫基金会的发展上了高速轨道，并最终成为一个真正独立运行的社会组织主体。他说：“我们追求的理想是社会的市场化，将错装到政府身上的手还给社会和市场。”

　　在何道峰的努力下，中国扶贫基金会成为中国第一个放弃行政级别的国字号公募基金会，引领了体制内非政府组织的改革之路。

　　改革之后，扶贫基金会也不再用行政的手段和行政力量去募捐，不会让政府发文来指定对象来捐款，而是通过设计让捐赠人觉得合情合理且有效的公益项目，用市场推广的方式来募捐，由权力转变为服务，从“大人物筹款”变成“小人物筹款”，从泛扶贫的筹款转变成项目式的筹款，以此打破体制对慈善公益的垄断。

　　何道峰加入中国扶贫基金会至今已15年。如今，扶贫基金会人员规模从当初的十几人增长到现在的数百人，每年的筹款金额也增长了二三十倍(3亿元左右)，惠及人群超过1500万。其领先行业的市场化运营、制度化管理和透明化执行，也成为官方慈善组织“去行政化”试验先导的样本。

　　陶斯亮：“红二代”在一线

　　陶斯亮是新中国开国元勋陶铸之女，是“红二代”，同时，她是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理事长。她今年73岁，热衷公益慈善，仍在一线。

　　今年10月17日，陶斯亮从北京来到云南参加“世界从此欢声笑语·中国”项目，这一项目由她与美国斯达克听力技术公司(StarkeyCo.)、斯达克基金会(Starkey Hearing Foundation)创始人比尔·奥斯汀(William L. Austin)共同发起。云南一站，历时半个月，先后在昆明、楚雄、大理、丽江四地，免费为超过6000名老人、儿童验配了助听器。救助范围广达47个县(区)，406个乡镇，4317个村镇和社区。整个项目进行中，每一天，陶斯亮都会在现场。

　　三年前，她将美国的慈善家奥斯汀引入中国。

　　2011年7月，身兼中国市长协会专职副会长、中国力医学发展基金会理事长多重职务的陶斯亮来到美国斯达克听力技术公司总部，邀请该公司创始人，同时也是美国斯达克基金会创始人的比尔·奥斯汀来中国捐赠助听器。

　　2012年8月，奥斯汀来到中国，与陶斯亮签下10年备忘录，“世界从此欢声笑语·中国”项目正式启动，此后10年，预计在中国至少捐赠10万部定制型助听器。首站在西安、成都两地共捐赠定制型助听器12137台，资助贫困听障人士6300余人。自“世界从此欢声笑语·中国项目”开展以来，奥斯汀与其团队先后走过中国的7个城市，为近15000名贫困听障者捐赠并免费验配了助听器近30000部。

　　在陶思亮眼中，在文艺复兴、科技发展、宗教等诸多因素的作用下，从卡内基、洛克菲勒到比尔·盖茨、巴菲特，西方“资本家”已不再是马克思笔下的“残酷地剥削者”。在“世界从此欢声笑语·中国项目”启动仪式上，陶斯亮将奥斯汀定位为“一个伟大的慈善家。”同时，陶斯亮也看到了中国的不足。“很多中国企业家现在还处在‘土豪’阶段，只看到金钱的货币作用，没看到金钱的社会作用，不知道金钱还能推动社会进步发展。”

　　陶斯亮经常拉来一些“红二代”，免费帮听基会“站台”。包括毛泽东之女李敏、周恩来的侄女周炳德、陈云之女陈伟力、陈毅之子陈丹淮、彭德怀的侄女彭刚、胡乔木之女胡木英等十几个“红二代”。她认为，不止“红二代”，中国退休领导人都应该参与到公益慈善事业中来。

　　杜鹏：社会治理探新路

　　3月，《深圳市社区基金会培育发展工作暂行办法》出台。在国家层面，至今仍无关于社区基金会的法律法规。在地方省市，这是第一次。即便在公益慈善界，谙熟社区基金会的专业人士也并不多，因为中国在之前仅有零散的几个鲜为人知的社区基金会。但是看看发达国家，社区基金会的功能特殊而且重要，它是和每一个人切身利益相关的社区的问题解决者。中国尤其需要。

　　暂行办法降低了基金会原始资金最低额度的要求，规定募集100万原始基金即可登记成立社区基金会，同时规定组织架构的构成人员和职权边界，理事会成员主要由捐赠人和居民代表组成。

　　像深圳的每一次大胆的尝试一样，这又是一次“违法”的创新之举。要知道，《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成立非公募基金会的原始资金下限是200万元，成立地方性公募基金会门槛是400万元。但这就是深圳的改革精神，敢于突破，勇于变革。

　　杜鹏的前任刘润华，在其任职期间大胆地为壹基金实现公募基金会资格，尤其是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体制改革，日后成为国家改革项目。后者不让前者，杜鹏又成为社会体制改革的旗手，他把重点放在了社区基金会上。

　　暂行办法出台后，很快，深圳首批6家社区基金会正式挂牌登记成立。

　　杜鹏期待，接下来的3到5年，在深圳的600多个社区，每个社区都有一个社区基金会。而截至2014年年底，中国的基金会总数不过3000多家。

　　这个目标看上去有些宏大，杜鹏并不着急，他明确表示，政府部门不能包办代替，更不能拔苗助长，要充分尊重捐赠者意愿，不得下达硬性指标，不搞行政摊派，成熟一家组建一家。

　　除了这份大餐，杜鹏还啃下了一块“硬骨头”—深圳慈善会去行政化改革。深圳慈善会变为深圳慈善联合会和城市级别的社区基金会。对于全国众多的“怪胎”慈善会来说，这一改革模式，或可成为改革样本。

　　这都是看得见的改革，而身为体制内的改革者，杜鹏的视野放得更为长远，他认为，社区基金会的出现将为社区自治补上资金短板。可以说，“只有社区基金会发展好了，社区自治才能搞得起来。”

　　这不仅仅是一场公益慈善的引领式改革，更是影响未来的社会治理模式的探路。

　　沈国军：创建公益黄埔军校

　　6月5日，银泰集团董事长沈国军代表北京银泰公益基金会现身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参加银泰基金会与北大合作的公益项目发布仪式。他登上讲台，宣布在北大正式设立国内首个公益管理硕士专业，意欲以此为中国公益慈善界培养专业化管理人才，打破中国公益管理人才紧缺之困。同时，挂牌的还有银泰公益研究中心，致力于对中国公益现状的分析研究、总结经验、引进优秀案例。

　　沈国军一向低调务实，他常见于报端，却少有接受媒体访问。他是北京银泰公益基金会创办者。七年前，沈国军45岁，彼时，他就告诉媒体，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发展存在诸多问题，究其原因，则是缺少专业化管理人才、管理水平低下所致。如他所言，近年来，即便有基金会悬赏几十万甚至百万年薪，却难求一将，公益管理人才紧缺已明显拖慢了行业脚步。

　　作为沈国军的多年好友，阿里巴巴董事会主席马云担任该社会公益管理硕士项目荣誉理事长，比尔·盖茨也已承诺以荣誉教授身份参与项目。在马云看来，这是中国公益慈善界的“历史性事件”，今后若干年，该项目将成为中国大陆公益领袖的摇篮。

　　此项目主要面向具有三年以上相关领域工作经验的青年公益人士，明年9月入学，经两年的全日制学习后，合格者将被授予硕士学位。除学费外，银泰方面将承担所有办学费用，包括科研、师资、奖学金等，并作长期投入，以鼓励学生毕业后从事待遇普遍偏低的社会公益类岗位。

　　沈国军已为此探索多年，今年4月底开始与北大方面接洽，不到两个月时间便达成合作，为他的公益慈善事业之路，亲手树上了一块重要的里程碑。

　　项目发布十几天后， 6月18日，比尔·盖茨赴马云私人宴请，沈国军、牛根生、任志强、马蔚华等知名企业家同席。宴会从始至终只有一个话题—慈善。席间，众人商议在中国举办“慈善公益大会”，每年一届，或由比尔·盖茨、马云、银泰公益研究中心共同发起并承办。

　　十年前沈国军说，“30 岁之前，我主要是学知识、学本事;30 岁到现在，主要是在创业经营公司;50岁以后，我希望有很多精力去做我自己觉得开心的事，慈善可能是我的方向。”如今，沈国军正在为七年前“可能”付诸实践。

　　冯永锋：直面环境伤害

　　2014年APEC会议期间，北京迎来了晴朗的天空，人们亲切地把这样的蓝天称为“APEC蓝”。然而，会议一结束，北京又再度回归雾霾天气。

　　那几天，自然大学创始人冯永锋仍旧在微博上和全国各地的环保行动者讨论着濒临灭绝的江豚、贩卖鸟类、化工排放等环境问题。

　　在一次公开演讲中，冯永锋提到，13亿国人已沦为“环境难民”。中国到今天几乎没有对环境难民的拯救、鉴定和救护措施，几乎全靠个人承受解决。

　　自2006年以来，冯永锋及其团队不仅成为积极的环保行动者，还通过鼓励并支持公众参与环保活动、记录污染状况，促成解决了众多环境问题。“我们机构最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让公众直面环境伤害，一定要看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才可能解决问题。”

　　2011年秋天，冯永锋参与的达尔问自然求知社，发起了“我为祖国测空气”活动，组织志愿者，利用便携PM2.5检测仪检测空气质量，并通过微博公布，最后促使国家政策决定，从2013年1月1日开始，全国74个主要城市都如实地公示城市空气质量，并于2014年底，扩展至中国所有地级以上的城市。冯永锋认为，这是划时代意义的工作成果，中国的环境监测数据第一次走出了数据造假的时代。

　　此外，冯永锋还参与发起“让候鸟飞”等项目，引导公众参与、了解、并干预环境问题。“在我们团队的刺激下，中国正在出现一个新的民间环保‘流派’，我姑且把这种流派叫‘行动干预派’，遇上问题就积极去做，细微，韧性，多样，先指望自己，再指望别人。”他认为，环境问题的解决要从细微处着手，并持续去做，不能指望一招致命，同时要运用多种手段。

　　今年6、7两月，自然大学举行两次会议，对“自然大学基本工作方法”进行了初步的提炼和“举例说明”，从调研、访谈、检测等多种手段中总结出一套方法论，并从其他环保组织中招募人员到自然大学“挂职锻炼”。

　　经过多年的发展，“自然大学”走上了一条与环保行动者共同行进之路，不仅仅要成为环保行动者，同时也致力于成为环保行动者的协作平台。

　　多年的环保实践让冯永锋看到，把钱捐给基金会或者名人来资助环保组织的做法，不利于公民更快开展行动。去年9月，他发起“好空气保卫侠”专项行动。具体方法是，各地环保行动者进行持续地监督和举报，同时通过“新浪微公益”平台持续募捐，让募款迅速到达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