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法社会——李孝萱水墨展”于2015年1月16日在天津三远当代艺术中心隆重开幕。展览由著名艺术批评家朱其担任策展人，全面展现李孝萱以现代都市异化社会景观为艺术主题的水墨人物画创作。

　　画画的过程很享受，也很痛苦

　　艺术家李孝萱先生表示：“我每次展览之前内心都是忐忑不安的，怕我的作品不完美。但是这种完美主义让人很痛苦，这种痛苦总是在我内心激发我，让我去想表达出来。所以对于我而言，画画的过程很享受，也很痛苦。”策展人朱其先生在谈到此次展览时表示：“某种意义上，李孝萱的都市水墨画可以看作一种‘墨法社会’，他以水墨独有的阴郁的现代主义语言，表现了一个‘墨法社会’的失魂落魄的存在状态，为传统的‘游魂’人物注入了现代主义阐释，使九十年代的现代水墨人物画获得了超越前辈的救赎性的现代视野。”

　　都市空间中的水墨人物画

　　据了解，中国以文人画为核心的绘画传统，长于山水花鸟的自然主题，并以毛笔为中心，形成了从元四家的写意山水至晚明徐渭、八大的大写意花鸟，但人物画及社会性表现则一直不甚发达，这主要在于人本主义及其市民社会未能像西方那样成为一个近代艺术的中心主题。缺乏人的主体性、身体性和社会性，成为中国人物画的现代性困境。20世纪人物画由写实主义到表现主义的改造，这一进程实际上至九十年代的李孝萱这一代，才进入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主义阶段。应该说，水墨人物画的表现主义从笔墨的形式到社会性，以及画面上的现代主义语境，都是成熟于八、九十年代，20世纪水墨人物画的现代主义至此呈现了中国画语言上的现代性风格，而李孝萱在这一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如果将20世纪水墨人物画的写实主义与表现主义作比较的话，事实上，表现主义的水墨人物画成就更大一些。徐悲鸿以后写实主义水墨只是完成了写实主义在语言上的水墨化，但没有确立水墨人物画的主体诗学。李孝萱等人的表现主义人物画，不仅解决了笔墨形式的表现主义，事实上还为水墨人物画确立了一整套现代主义的绘画诗学。比如性主题、精神分析、虚无感、喧哗与骚动的存在感、焦虑不安的情绪、现代拜金主义等。

　　据了解，现代都市的空间表现始自八十年代，李孝萱是这一探索的早期尝试者，比如城市高楼在画面上的构成结构，大客车的空间结构，人与城市建筑之间一种超现实主义关系，这意味着水墨人物画的社会性，在八十年代由人物形象扩展至都市及交通工具的空间结构。中国画像《清明上河图》、《姑苏繁华图》的城市空间以城墙、内河及街市的走向为画面结构，采用的是散点式的俯瞰式的视角。直至八十年代的李孝萱等人，才开始引进城市楼群的构成结构作为画面结构，至九十年代更以“大轿车”的客车结构作为画面的主体结构，这在现代水墨中是一种大胆的探索。

　　最朴素的东西也是最鲜活的

　　某种意义上，李孝萱的现代水墨人物不仅在于表现主义的笔墨形式的探索，李孝萱试图以“反优雅”颠覆中国人物画的形象诗学，并对传统中的“芸芸众生”、“游魂”、“行尸走肉”等非主流的边缘主体，改造为现代主义救赎视野下的日常性主体，如“都市众生”、“垂照，上升与下降”、“子夜”系列。民国时期只有黄少强的水墨人物有过一些现代主义的精神分析的形象，比如拿着沾血小刀的人物，但20世纪的水墨人物的现代主义表现直至九十年代才真正开始。

　　女性的性别身份的议题是李孝萱的另一个现代主义探索。艺术家李孝萱先生表示：“我们要画美人，就要画的花枝招展，要画的很妖艳，这一点我是排斥的。我认为人是最朴素的，最朴素的东西也是最鲜活的。”李孝萱大胆地使用了色情主义的视觉，但有别于“新文人画”的趣味主义，李孝萱的女性形象上升为一种女性主义的性焦虑或性别角色的孤独感，为色情视觉注入了一种存在主义内涵，比如“一日夜伴”、“都是男人惹的祸”、“谁能给我丰满的日子”。在八、九十年代的性及性别的现代主义表现中，李孝萱的色情主义的身体视觉具有一种独有的个人风格。

　　据悉，此次展览将持续至3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