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亩“粮王”破产记
 

　　在部分传统农区的土地规模流转过程中，一些新问题和风险逐渐显现出来，亟待破解。在土地流转加快、农资价格节节攀升、种粮成本居高不下等情况下，种粮大户普遍感到资金吃紧。不少大户不得不四处借债，甚至靠借高利贷种地。同时，与土地流转相配套的农机服务、病虫害防治、市场信息、产品营销等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严重滞后。

　　从2009年起，重庆永川区农民梁自然租种了1万多亩粮田搞规模经营。为提高种粮效益，梁自然设计了完整的集约化生产方案：组建劳务合作社，解决无人种地问题;建立农机服务队，提高种粮效率;统一供种、施肥、植保，保证粮食品质……但这个看似完善的集约化设计却在现实面前碰壁，生产成本超过种粮利润，“粮王”累计亏损200多万元，最终破产。

　　规模种地集约经营，“粮王”开辟种田新模式

　　梁自然是朱沱镇石对窝村村民，早年外出务工，回乡后搞起了稻米加工厂，年销售收入达2000多万元。他告诉半月谈记者：“搞大米加工，最烦心的就是要从一家一户收购稻米，粮源没有保障，稻米品种不一，优劣混杂，农药残留多，很难卖上好价钱。因此萌生了自己租地种粮的想法。”

　　2009年初，梁自然租用永川区朱沱镇8个村47个村民小组、2632户农民的10663亩稻田，种植水稻，变身重庆最大的“粮王”。

　　为种好1万多亩地，按照集约化设计，梁自然以村社为单位，组建了15个劳务合作社，梁自然负责统一提供农药、化肥、良种等生产资料，合作社完成劳务承包，负责育秧、抽水灌溉、施药、收割、晾晒等生产环节的劳务需求，由梁自然付给劳务费。

　　为提高种地效率，梁自然还组织了30多人的农机服务队，负责统一种植良种、统一病虫害防治、统一施肥、统一机耕机收等。与劳务合作社提供的季节工、时段工不同，农机服务队是长年的专业队伍，每人每月工资有1500多元。

　　梁自然自己不会种地，他专门聘请了8名农业专家做技术指导，月工资1700元。租地后，梁自然还专门注册了“道森”优质大米品牌。按照梁自然集约化生产设计，万亩粮田每年能提供5500吨左右的稳定粮源，而且通过统一良种、统一生产标准，建立品牌，还可大幅提高稻米附加值。梁自然说：“普通大米市价约1.2元/斤，而我生产的优质水稻，价格能达到1.7元/斤。如果通过集约化生产能达到无公害、绿色大米标准，价格还能翻番。”

　　梁自然测算：土地流转后，平均1亩地投入成本约为960元。通过集约化经营，能在粮食生产环节实现收支平衡，在大米加工环节则能盈利。种植1万多亩水田，一年纯收入可达到200万元左右。

　　集约化、规模化处处碰壁，年年种地年年亏

　　在规模种田的过程中，梁自然看似完善的万亩粮田集约化生产方案，一方面没能降低种粮成本，反而由于雇佣劳力成本猛涨，不断挤压种粮利润;另一方面没能解决田块细碎，单位面积投入高的问题，反而是租地面积越大，亏损越多。

　　2009年租地之初，梁自然和劳务合作社签订的劳务承包价格为810元/亩，但由于农村劳动力严重短缺、供不应求，梁自然实际付给合作社的劳务报酬已经超过900元/亩。

　　“租地种粮遇到最棘手的问题就是农村劳动力很短缺。劳务合作社雇佣的大多是散工，如果价钱低了，他们宁愿外出打工，实际劳务价往往超过合同约定价，我们也没办法约束。”梁自然无奈地说。受劳务价格明显上涨影响，梁自然种地第一年就亏了50多万元。

　　在西部丘陵农区，粮田高度细碎、农田水利基础设施落后，梁自然组织的农机服务队功能大打折扣，没能发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作用。

　　“我流转的1万多亩地细碎分成了8500多块稻田，虽然有农机服务队，还有200多万元的农机设备，但也只能解决40%左右连片水田的机械化耕作问题。”梁自然说，剩下的田块农机服务队派不上用场，需要大量人力排工、排活，平均每亩成本增加2倍以上。各环节成本摊下来，比散户种粮还高。

　　同时，梁自然流转土地配套的水利设施大多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修建的，现已完全废弃。单是为了平整田块、整修水渠和田间道路，梁自然又投了200多万元，但这也只能解决不到30%田块的灌溉、机耕的需要。

　　表面上的集约化经营并没能解决生产现实难题。2009年至2010年，梁自然平均每亩地成本投入近1400元，种粮持续亏损。2011年梁自然不得不把流转面积缩减到2900亩，但当年又先后遭遇冻灾、旱情，粮食减产超过30%，搞得农民土地租金没法兑付，还拖欠了20多万元工人工资和农药物资款。最后，梁自然种地累计亏损已有200多万元，不得不退出全部流转地，种粮以破产告终。

　　农业盲目投入需警惕，政策支撑体系待健全

　　半月谈记者跟随梁自然再次回到他曾经转包的农田，看到有的田块已经种上了树木，有的则被改造挖成了鱼塘，还有不少土地荒芜，只是偶尔能见到一两个老农民在犁土翻田。看到这样的场景，梁自然连连叹息。

　　为啥有了完整的集约化设计，种粮还是不赚钱，甚至亏本?梁自然经过反思认为，这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一是种地过分求大，盲目投资，没有真正做到适度规模经营。梁自然坦陈，当初是凭着一腔热情种地，没有充分考虑农业生产实际，也没搞风险评估。转包1万亩地平均每年投入都在1000万元以上，这已经超出了梁自然的经济承受能力。只要有一年经营亏损，就容易使资金链断裂，梁自然本人和农民的利益都会受损。

　　二是政府农业补贴、农业金融、保险等政策性支撑体系建设滞后，使大户种地抗风险能力脆弱。

　　规模种地，需要大量资金投入。规模种地以来，梁自然几乎天天为钱发愁。“政府农业补贴标准低，还经常拖欠。直到破产时，政府还欠我30多万元补贴款。”梁自然说，他三天两头跑银行贷款，但是很困难。农业项目投入形不成固定资产，不能抵押融资。自己只能到处筹钱，甚至借高利贷。 (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