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聚焦天津滨海新区，在我们看来，这片2200平方公里的区域恰是本世纪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进程的一个缩影。因此，对滨海新区的观察，从某种意义上讲，折射的是一个新千年的中国。

　　从获批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到国家级新区，滨海新区从来不缺少国家战略光环。而且，比起其他城市，滨海新区得到的垂爱似乎更多。本世纪以来，无论中央层面还是天津，都将许多重大工业项目布局此地，使之迅速建立起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工业体系，成为所有国家级新区中经济总量最大的城市，也是天津在外贸出口受挫后经济得以高速发展最为倚重的区域。

　　在此过程中，滨海新区依靠大项目投资带动，围绕高端装备制造、石油化工、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等支柱产业，以年均超过20%的增长率快速做大。而同时期处于工业化中期的中国，其经济发展模式也从出口拉动转向投资拉动，并在产能过剩的背景下探索产业的优化升级。

　　但十八大后，滨海新区又迎来一系列新的变量。

　　从获批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到天津自贸区，从京津冀协同发展、“一带一路”启航到中韩自贸区谈判敲定，处在战略节点上的滨海新区，头顶似乎又多了几个光环。

　　但在一对每个变量进行梳理的时候，感受更多的，则是这些战略机遇的不确定性。或者说，这些新的要素能否成为滨海新区新政经周期的发展抓手，更多的可能不是取决于顶层设计，而是滨海新区自身。

　　其实很好理解，从中国当前区域总体发展战略来看，“排排队、分果果”坐等大项目转移的时代要慢慢过去了。中央对于重点城市的发展，亦从直接投资转变为更具针对性的区域发展政策。

　　这些区域政策出台，一方面希望给这些城市以更广阔的空间和更宽松的环境，另一方面寄望于这些城市能够灵活利用政策，为向全国推广积累更多的经验。

　　今天的滨海新区正是如此。梳理其享受的国家政策，其机遇无外乎两个方面：改革的试错机会，率先开放的权利。而这些机遇实际也代表着新政经周期下的中国，在未来发展上的价值取向和战略思考。

　　对于滨海新区而言，在经历过去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之后，一些制约性瓶颈因素业已显现，比如结构失衡、配套落后、人口集聚速度慢、财政压力增大等。

　　所以，面对诸多机遇，要获得真正发展、并解决过去遗留下的积弊，滨海新区这次只能靠自己来挣得。

　　从这个意义上讲，其机遇也将是其未来发展必然的战略选择：改革得再彻底一点，开放的步子再大一点。

　　我们期待着滨海新区创新的智慧和改革的勇气。如此，天津甚幸，国家甚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