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府出台新规:任何人士除非获发出口许可证,否则不可从香港输出供36个月以下婴幼儿食用的配方奶粉。为容许作私人用途,年满15岁的离港人士可携带净重不超过逾1.8公斤(约两罐)的配方奶粉。违例者可被罚款50万元及监禁两年。微博上对此议论纷纷。除了哀内地奶粉之不争气外,很多微博认为,这是香港人保护自己利益的正常之举,还有一些微博认为,此举有违香港的自由港传统。 如果经济自由只是一个空虚的原则,那么是否坚守它就不太重要。但是,经济自由总是和具体的利益相连。香港此举不仅有违自由港传统,也不符合香港人自身的利益。直觉上看,限购似乎减少了内地蜂拥而来的需求,防止香港奶粉价格被抬高,这也是香港多数民众支持限购的原因。但经济规律并非直觉那么简单。 经济学家米塞斯曾经说:我的同事和我一样要一双鞋子,会使我更容易而不是更难得到一双鞋子。这句话看起来似乎没有道理,因为经济学的一条基本原理是供需决定价格,需求越大,理应价格越高。的确,在任何一个时点上,需求者众,价格会高,但整个经济是动态的,不会停留在某一个时点的均衡上。需求者众,意味着机会多,更多的供应者就会拥入,产业规模就会扩大,规模效应会使得供给的成本更低,在竞争之下使价格下降。 观察生活中的例子,越是市场大的商品,价格下降越快,小众商品总是降价很慢。举例来说,以前整个中国每年只能卖出数千辆私家车,车价非常高昂。当中国可以买得起车的人越来越多时,车价反倒快速下降。越大的市场,企业越愿意投入研发费用以降低成本,配套产业也越细致、深化。没有汽车大市场,哪来吉利等厂商的崛起?当然,这里要排除房屋等市场,因为政府垄断土地,供给者竞争不充分。 香港本地没有奶源,但同样可以通过贸易获得规模优势。香港完全可以借此机会,成为背靠内地的优质奶粉集散港。香港人买奶粉将更便宜而不是更贵。 集散优势的例子很多。比如,在义乌小商品市场,当地人买小商品肯定比其他地方便宜。又比如,改革开放初期很多商人到广州进服装(王朔就有过这样的经历),那时候广州人买时装就比很多地方要便宜。因为集散中心可以大大节约运输成本和其他多项交易费用。 内地人到香港购奶粉,虽然短期内给一些香港人造成不便,但长期其实是帮香港妈妈省钱。香港的最佳做法就是发挥自由港的优势,让奶粉商们把握住这个机会,短期不便很快就可以消除。最后商人赚钱,造福内地客,香港消费者也省钱,各方都得利。而且集散港的地位一旦形成,就算日后内地放开奶粉进口,也难动摇。 可惜的是,香港民粹日益抬头,往往一点小事,就会呼吁政府干预。过去香港的繁荣,是不干预带来的。丢失了这一传统,香港还能靠什么维持繁荣? 香港可惜,内地更可惜。被保护的奶粉产业,只要质量上有一点风吹草动,就引起消费者的极大恐慌,这既不利于乳业的发展,也不利于社会稳定。有关部门可以制定一万条质量监管措施,但消费者终究用行为表达对它们监管范围之外的奶粉更信任。不如放开奶粉进口,取消奶粉关税,民族乳业们不劳有关部门监管,自然就会努力提高质量。民族乳业那点靠保护获得的利润,哪有民族未来重要?不管是民族奶粉还是进口奶粉,让孩子们喝上放心奶粉才是天大的事。 (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