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亮相巴黎书展

　　1946年至1948年，由美、中、英、苏等11国在日本东京开设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发动二战的元凶之一：日本军国主义统治集团。

　　对东亚战场的最大受害者中国而言，“东京审判”是将战争首恶绳之以法的清算之地，一代法律精英，以文弱知识分子之躯，在东京审判的“战场”上发出了自己的最强音。

　　也正是在这个法庭上，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第一次以无可辩驳的证据，充分地面对整个世界展现了日本侵略军的滔天罪行。

　　这段鲜为人知的故往，经过几代人的努力，重回世人视野。3月5日上午9点，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决不允许开历史倒车。”

　　对多数遗忘、漠视历史，少数歪曲、抹杀历史的当代人而言，启封这段被时光渐渐湮灭的宝贵记录已是刻不容缓。值此中法建交50周年之际，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联合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推出的80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英文版)及3卷索引附录卷(中文版)于3月22日(当地时间上午10点)亮相法国巴黎图书沙龙(即巴黎国际书展)，试图重现那些年由少数人为整个国家带回的尊严与力量，也成为此次巴黎国际书展主宾城市——上海在国际学术界和出版界舞台上的精彩展示。

　　17个人，一条不容侵犯的审判战线

　　二战结束之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甲级战犯开始进行国际审判，这些人中包括东条英机、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等对中国乃至全亚洲、全世界犯下累累罪行的元凶。战胜同盟11国各派1名法官和1名检察官参加审理。自1946年5月开庭至1948年12月宣判终结，其间共开庭817次，庭审记录长达48412页，文字达近2000万字，419人出庭作证，出示法庭证据近5000件，判决书长达1446页，宣读判决书达7天之久，吸引了20万旁听者。规模超过了纽伦堡审判，堪称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审判。

　　1945年12月，当时身为上海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的向哲濬受命组团赴日。曾经留学美国的向哲濬深知此次审判将遵循英美法系，对战犯先行无罪推定，这么一来，检察官的举证责任极其重大，如果不能在紧迫时间内提供有力的人证物证，法官量刑和判决就处于“无源之水”的尴尬境地。于是他毫不犹豫地选择担任检察官，把重担压在了自己肩上，同时推荐清华学弟、著作等身的著名法学家梅汝璈担任中国法官。而此时，距离开庭只有短短半年的时间。

　　1946年1月，向哲濬率先到达东京，直到1948年12月法庭对25名甲级战犯审判之后他才离开。他是中国检察团中最早抵达、最后离开的人。审判旷日持久，光是起草起诉书，就花了2个多月时间。

　　中国是此次战争中受害时间最长、牺牲人数最大的战胜国。然而，算上初期准备阶段，中国代表团在审判的2年多时间内共计只派出了17人，其中检察官团队人数为13人，参加法庭审判的中方人员自始至终没有超过10人。当时前苏联代表团有70多人，美国代表团人数过百，日本28名甲级战犯的辩护律师更多达112人。此时中国解放战争已然打响，区区17人的中国代表团和这场国际审判的深远历史意义，在当时没有得到政府高层的足够重视，整个审判过程中的各项决定，有些情况下，代表团不得不自行抉择并为决策的后果负责。

　　时间紧迫，人手奇缺，多数成员对英美法系不熟悉更缺乏实践，加之抗战期间国内没有条件收集日本侵略罪证，而日本投降前后又迅速销毁了大部分罪证，搜集证据极为艰难……要将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日本战犯绳之以法，让他们得到公正的裁决，困难和压力一重叠着一重。

　　末代皇帝，一个身份特殊的出庭证人

　　最终，这17位中国代表完成了一项又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他们将日本战犯的罪行起算期由珍珠港事变的1941年提至1928年“皇姑屯事件”，整整向前推算了13年。

　　他们说服了心怀畏惧，深恐被同样送上战犯席的“末代皇帝”溥仪放下包袱、出庭作证，证明板垣征四郎和土肥原贤二在策划“九一八”事变和建立“伪满洲国”过程中的罪行。最终，溥仪整整出庭8天，创下了单人作证最长时间的记录。

　　他们再三坚持，终于得以进入已被封闭的日本内阁和日本陆军省档案库，寻找日本侵华战争的有关罪证，在十几年的档案资料中夜以继日地搜索有力证据。

　　他们在审理“南京大屠杀”案时，拿出了堆积一尺多高的证人证词和证据材料，其中包括千方百计搜集来《曼彻斯特卫报》驻华记者田伯烈当时的报道、南京外国侨民在日记中对日军暴行的大量记述及现场拍摄的照片。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尚德义、伍长德、陈福宝，目击者红十字会负责人许传音、美籍医生罗伯特•威尔逊、牧师约翰•马基等8位中外证人到庭作证。当始作俑者松井石根在这些证据面前仍强行抵赖时，向哲濬亮出了1937年12月10日有松井石根亲笔签名的进攻南京的命令，令其无言以对。

　　在庭审进入辩论阶段时，参与策划和实施了“九一八”事变的板垣征四郎提出了长达48页的书面证词，而中国代表团向哲濬、倪征(日奥)、桂裕等检方人员则根据日本御前会议文件、内阁会议文件、密电、动员令等重要证据一一反驳，直到板垣无话可说，这次反诘盘问持续了10天，日本战犯的辩护防线被彻底摧毁。

　　最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判全体战犯有罪，并处东条英机、板垣征太郎、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等7名甲级战犯绞刑。1948年11月4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布判决，判决书的开头这样写道：“侵略是人类最大的罪行，是一切战争罪行的总和与根源。”判决书宣读了整整7天。

　　千里迢迢，一个追寻历史遗迹的身影

　　东京审判结束后，向哲濬被先后任命为最高法院检察署检察长和司法院大法官，但他拒绝了这些任命，同时也拒绝了撤离上海前往台湾的机票，匆匆租下铜仁路一套仅40多平方米的住房安顿下来，并先后在东吴大学法学院、大夏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和上海财经学院(现上海财经大学)任教，退休时是英语教授，并没有沾法律本行的边。老人在铜仁路的房子里一住就是38年，直到1987年病逝。

(编辑：红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