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南宁市兴宁区高尔德托育园老师与孩子共同创作的作品。记者 陈一帆 摄
 

一名小朋友在托育老师的陪伴下玩乐、学习。新华社记者 李博 摄
 

　　幼有所托，是重要的民生。近年来，我国先后印发《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关于促进养老托育服务健康发展的意见》，提出了发展托育服务的基本原则、重点任务、支持政策和保障措施。“十四五”规划也明确提出，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要从2020年底的1.8个提升至2025年的4.5个。

　　托育机构是孩子们走出家门的“第一步”。目前我国托育行业状况如何？未来应如何发力？记者近日走访湖南、广西、天津等地，进行了深入调查。

　　各地探索多样化托育服务

　　解决“带娃难”

　　干净明亮的园区内，设有活动室、生活体验馆、科探室等多功能区域，部分场景做了“适儿化”改造，开展婴幼儿教育活动所需的设备器材一应俱全，孩子们在户外活动区奔跑玩耍……这是记者近日在广西南宁市兴宁区高尔德托育园看到的场景。

　　“托育园主要招收6个月龄至3岁健康儿童，现有4个托育班，共56名幼儿。除乳儿班师幼配比为1：3外，其余班级师幼配比为1：5。”该托育园负责人廖善敏说，托育园根据不同年龄段孩子的发育特点，将运动体能、科学艺术、音乐感等课程融入日常照护，让孩子们在游戏化的教学中健康成长。

　　随着家庭结构日趋小型化，如何更好地平衡工作和带娃，成为时下不少家庭面临的现实难题。国家卫健委人口家庭司家庭处调研员梁效革在2023“婴幼儿照护周”主题宣传活动中表示，2022年，我国有婴幼儿3200万左右，有入托需求的家庭超过三分之一，北上广一线城市有入托需求的超过三分之二。

　　托育点则为托育刚需家庭提供了多元选择。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全国托育服务机构总数7.57万家，提供的托位数362.4万个，全国千人口托位数2.57个。记者走访发现，现在的托育服务涵盖社区服务型、托幼一体型、单位福利型、医育结合型等多种模式，发展出全日托、半日托、计时托、延时托、临时托等服务种类。

　　对于许多育龄家庭而言，安全保障、教育内容、保育方式是选择托育机构时考虑的关键因素。“我们主要考虑便利和安全。”南宁市民卢女士说，她选择的托育园位于单位生活园区内，离家仅约600米，“小孩上学安全，我们上班安心”。

　　湖南省长沙市民罗女士是一名“探园”博主。“孩子一岁半时，我就把他送去托育机构了。”罗女士说，相比请育儿嫂，无论是从孩子的成长还是性价比来说，托育机构都更适合，“孩子能得到更专业的照护，也能尽早适应集体生活和社交”。

　　家长“托育难”与机构“招不满”

　　矛盾仍突出

　　近3年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20亿元，累计新增托位20万个；多地出台条例或行动方案建设多元化托育服务体系；33个城市（区）被评为第一批全国婴幼儿照护服务示范城市……当前，托育服务行业迎来快速发展期。在托育机构数量大幅增长的同时，供给与需求不匹配的矛盾犹在。广西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专业负责人苏傲蕾认为，家长们送托需求高，但实际送托率低，“托不起”“不敢托”的现象仍较为突出。

　　天津市西青区市民徐明（化名）自家中“二孩”出生后，一直在为2岁的哥哥找合适的托育机构。“我们都想找公立托育机构，但都挤不进去。”徐明说，看过的民办托育机构，不是价格超过心理预期，就是条件不太好，最终他们还是放弃了送托。

　　罗女士表示，对于不少家庭来说，花费二分之一甚至一个月工资送孩子去托育，是一笔不小的负担。在西部省区农村地区，托育服务更属鲜见。刘芳（化名）在城市从事育儿嫂工作，孩子留在农村家中给老人带，“我一个月工资5000元，送托就得2000多元，而且从村里到镇上距离远，每天接送很不方便”。

　　一边是家长抱怨“托育难”，一边则是托育机构苦恼“招不满”。北京市海淀区一家民办托育机构老师对此深有体会，其所在机构今年暑期的招生明显不如以往火爆，“过去我带的班一般有15个孩子，现在人数下降了一半”。

　　天津市河西区一家托育机构负责人表示，多数家长倾向于公立或普惠性托育机构，但目前市场上的托育机构大多为营利性机构，如幼儿园内托班、早教机构转型而来的托育机构、新办托育园等，托育服务收费超过一些家庭的可负担能力，导致了资源与需求的错位。

　　家长“吐槽”托育费用高，托育机构则表示“有苦难言”。对于托育机构尤其是民办机构而言，场地和人员成本高企、生源不稳定、抗风险能力弱是普遍问题。一家民办托育机构负责人坦言，按照130名教职员工核算，场地和人员成本占比75%，日常办公及水电伙食成本占比25%，“去年亏损，今年勉强持平”。

　　托育机构运营困难，导致托育服务质量参差不齐、服务标准不规范等问题丛生。记者走访了解到，虽然有关部门对托育机构专业化、规范化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但由于前期投入较大，在落地实施过程中，很多机构在设施设备、卫生健康、安全防护、人员配备等方面都达不到要求。比如，较少机构能做到针对不同月龄和需求的孩子设计饮食方案，以统一餐食的居多；还有家长反映，孩子入园不久就患上传染病，卫生管理令人担忧。

　　专业人才匮乏也是目前托育行业面临的现实痛点。苏傲蕾表示，现阶段我国对托育服务从业人员尤其是保育人员的资质要求较为模糊，很多托育机构对从业人员的学历和专业要求不高，专业背景一般为学前教育、护理、早期教育等，另外增设具备幼师资格证、育婴师证等条件。“实际上0至3岁婴幼儿的照护难度和强度都远超幼儿园适龄儿童，对从业人员要求也更高。”

　　多名托育机构负责人表示，招不到人、留不住人的问题突出。由于薪资待遇不高、职业晋升渠道窄，几乎每个学期都有老师离职。而本专业的毕业生，就业去向首先考虑医院，其次是月子中心，最后才是幼儿园或托育机构。

　　　多措并举推动托育服务

　　高质量发展

　　“十四五”时期是托育服务需求持续释放的关键时期。受访人士表示，推动托育服务长足发展仍需多措并举、形成合力，在增加供给、政策扶持、专业引导等方面继续着力，补齐托育服务民生短板，提高人民群众对托育服务的获得感和满足感。

　　破解“托育难”，需要普惠性托育服务和市场化托育双向发力。受访家长期待，进一步加大普惠性托育服务机构供给，提供在安全保障、地理位置、价格标准、师资水平等方面让家长放心满意的托育服务。从业人员建议，打造创新性办托模式，通过公建民营、民办公助等多种方式，进一步探索多元化机构建设模式。

　　廖善敏等托育机构负责人建议，综合运用规划、土地、住房、财政等支持政策，适度加快备案许可流程，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普惠托育服务建设。通过建设补贴、运营补助、租金减免、用地保障、税收优惠等方式，切实降低企业投入与运营成本，进而保障托育服务质量。

　　规范托育行业发展，还需要准入机制。业内人士建议，加快婴幼儿照护服务质量标准建设，建立托育机构从业人员资格准入标准，根据不同地区发展水平，分级制定质量评价标准，让托育服务往普及、普惠、安全、优质的方向发展。

　　“不管是机构还是师资，都需要‘可溯源’‘有保证’。”徐明认为，应设立托育机构及从业人员“黑名单”管理制度，并保证信息公开可查，真正让家长放心。

　　托育行业要行稳致远，还需强化人才支撑。记者了解到，近年来，开设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相关专业的高职院校逐年增加，去年还成为高职院校中专业点增加最多的专业之一。行业端对高素质托育专业人才需求迫切，因此也对托育服务人才培养产教融合提出更高要求。

　　苏傲蕾等人建议，加快托育服务人才队伍建设，加强职业院校职前人才队伍培养，以行业需求为导向培养应用型人才。发挥企业办学优势，进一步深化工学一体化技能人才培养模式建设。完善托育服务人才培训制度，配套相应激励机制，建立培训标准和监管机制。（记者 陈一帆 刘芳洲 黄凯莹 白佳丽）